用报告文学的表达方式，关注一个非凡文化现象的持续蔓延和其中的曲折故事，打开文化视野，见证红色经典之作生长、传播的水到渠成和汹涌奔流的影响力。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评论家吴义勤说：和谷先生是中国报告文学的一员宿将，邢小俊亦是后起新秀，他们以广阔的写作视野投身火热的文学现场，这部作品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样本，是向历史、向英雄致敬的代表，更是作家向时代提交的优秀答卷。
收获欣喜，再出发，听一首红歌与一代人的命运交响，赏析报告文学作品《党的光辉照我心》。
或许，外表越是平静的人，内心越是火热。1958年初春的一个夜晚，在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工房那如豆的煤油灯下，他翻着《王老九诗选》，里面有首《唱支歌儿朋友听》。思绪飘过了万水千山，姚筱舟眼前晃动着矿工兄弟们黑脸庞上绽出的像太阳一样的笑容，他们一遍遍交代，在信的末尾写上“听党的话，交好公粮”时的自豪劲儿。25岁的姚筱舟就此写下小诗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
此时的他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这首小诗日后会成为歌曲，在祖国的角角落落响起，成为亿万劳苦大众抒发翻身做主人情愫的心曲。
民心相通，诗歌为媒。在辽宁营口，一名叫雷锋的解放军战士读到了这首诗。这首诗饱含了对党的热爱、对旧社会的憎恨，这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，使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，感觉这就是他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。为此，被深深吸引的雷锋，便将这首诗摘抄在自己心爱的日记里。
1963年5月的一天，在学雷锋热潮的鼓舞下，姚筱舟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新版《雷锋日记》，他为雷锋那朴实无华的文字所感动。
突然，他不由惊叫一声，把身边的狸花猫吓得一跃而起。是巧合吗?《雷锋日记》里竟然也有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与他写的那首诗只有数字之差。
在这首诗的同一页，雷锋还写了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我渴望已久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理想实现了，怎么叫我不高兴呢！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献给党才好。”
平凡小诗，因雷锋而红遍全国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雷锋日记》，发行160万册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真可谓是畅销书了。
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”，便搭乘《雷锋日记》飞过一道道山，飞过一道道河，飞遍全国各地，为亿万人所熟知。
从西北到东北，远隔千山万水，素不相识的两个人，因为一首诗产生了共鸣与命运交集。
这命运交集中的萍水相逢，又不止两个人。
1963年2月7日清晨，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像往常一样，到自己的工作间后，先翻阅前一天的《人民日报》。翻到报上摘登的雷锋日记时，一首诗吸引了他。他注目细看，反复诵读:
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。
母亲只生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。
朱践耳放下其他工作，开始哼唱、写曲，既然是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，那就谱成山歌曲调。对一个资深作曲家来说，这首短曲很轻松就完成了，他在琴上弹奏，并不断修改，直到感觉满意为止。
他把谱好的作品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纸上，取名《雷锋的歌》并附上300字的唱法说明。
1963年5月，陕北和渭北高原连接处的焦坪，春意渐深。乍暖还寒的清晨，工人们披着晨曦，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节拍，走在上工的路上。
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一首舒畅深情的《雷锋的歌》在矿区每个角落回响。正走在工友中间的姚筱舟突然脚下像钉了钉子，怔住了。歌声像山涧清泉般清澈嘹亮，让他发怔的是歌词，他太熟悉了。
同一时刻，在上海实验歌剧院的大门外，朱践耳也听到了这山泉般的歌声。他清瘦的身躯如触电一般，已届不惑之年的他泪湿眼眶。
1963年5月的那个清晨，《雷锋的歌》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波响遍大江南北，拨动了许多人的心弦，使那一天格外明亮清新。
蕉萍、姚筱舟、雷锋、朱践耳都用自己的方式倾听、倾诉着那个时代的人们，命运转换的大音，而邢小俊、和谷的这部报告文学，解开一首歌作为横贯半个多世纪的特别存在背后，久唱不衰，“煤块”变“乌金”的伟大珍贵。
一首矿井小诗，带着“土风地气”载入史册，成为波澜壮阔时代大潮中的一滴水珠，燃成熊熊烈火的一朵火苗，成为雄壮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。
